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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爱然

      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

     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没体会过有约不来,夜半却是要天天过的。我的夜半兴许和别人不同,只能算作夜猫子中的一只蹩脚猫——摇摇晃晃的,眯缝着眼睛,时不时要被梦寐捉去,扔进温柔乡里了。当这繁华世界迸射,人们陷腻于花红酒绿,驰骋在靡靡疆场,以一群人的力量欢庆生命的美好的时候,我便开始了属于一个人的夜半。

      一张红木桌,弘历年间的花式,桌上两块墨台,五张白花花的稿纸,桌前坐着个小小的人影,一杆笔,衬着窗外三四点星光,便是布置。我许久没有写作了——大概有十天半个月。生活忙,学业忙,工作忙。最好笑的不过于人活着活着转头一看,哎呀,这辈子都在忙。我多么贪婪那忙里偷闲漏出来的一点点时间啊:像伸着舌头去舔搅过茶水后匙羹尖上的黑蜂蜜,慢慢的,慢慢的,等液体流到舌面,等它流过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味蕾,把短暂一秒延长一个世纪。许多人混混沌沌的过着,也误以为自己很忙,其实不然,早就在温水蒸煮里任由蜂蜜流过了。但谁又不是呢?感叹一声,继续忙忙碌碌去了。

      夜半已经“深”了。广场舞音乐带着柴米油煎姜醋茶的味飘进半开的玻璃窗。不关窗啊,是为了看秋天的第一片落叶,找夏天最后一把萤火。那场烟火大会,海边的那次散步,同窗的两三好友,那一天的考试。把窗户留着,是为了等很多人,很多事。这些人和事都等到的时候,理想就不远了,半个身子也在梦乡里了。

      理想于我,忽远忽近。当年那个黄毛丫头软软的笑着她天真烂漫的笑,咔嚓咔嚓的吃着冰糖葫芦,励志要当一柄厉害的笔杆子。小孩子口中的厉害,不是锋利,不是独树一帜,而是最本真最本质的感受:是笔杆子就好。

      夜半半。坐在桌前脑袋依旧是一团没用的浆糊,仿佛灵魂已经离自己很远了,飘到梦想的世界和大家们一起喝酒去了。左边挽着辛弃疾,右边靠着苏轼,前边有李白舞着剑,旁边有张岱赏着诗。而我闻着人间烟火,咬着并不存在的笔杆子。别的事开始闯入脑海里。记得一个严冬的夜晚在河边咖啡馆拜读路遥先生的书。路老说:“早晨从中午开始。”颇有同感。坐在大冬天温暖的咖啡馆里,竟闻到了他在黄土高原矿场医院里掰开饽饽的冰碴子味儿。路遥写啊,写啊,写到脱形了,写的头需要埋在大脸盆子里清醒了。他站着写,躺着想,睡的时候也要抱着床头那一摞好书。这样的人写出了《人生》,汇成了《平凡的世界》。这样的人是把好笔杆子。但路遥与文字的关系似乎是相爱相杀的,所以我并不羡慕,反而更艳羡相亲相爱琴瑟和鸣的。诗人中偏爱写海的寺山修司,孤独时抱一本他的诗集,就像找到了相同的灵魂,生而为海,肆意写诗,挥洒夕阳,于一个星夜,披上外套出门,赏盛世万千繁华光亮。欣欣然的态度,一罐开朗的悲伤——文字本该有的滋味。

      沉淀,写出好的东西要沉淀。太过浅显是不行的——会被人取笑。要在油里滚滚,锅里烫烫。浓缩了就老了,老了就好了。稚嫩,写出好的东西要稚嫩。太过深沉是不行的—人家会嫌你矫情,自寻烦恼。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,一双新的眼睛和每天早上爬出床都是重生的勇气。写东西的人兴许总会是纠结的,像一股绳,缠着绕着自己,争也争不开,脱也脱不去。被自己的思想绊倒在追逐思想的路上,走着,跌倒着,摔个狗坑泥,摸爬滚打着。滚着滚着,成了,是那个样子了,也就停下奔跑的脚步,慢慢走了。

      夜深了,我的夜半结束了。与千百张不一样的红木桌前,站过多少个不一样的人?砖头房里,福楼拜轻拉铁发条,王尔德在床旁挂了盏油灯;屋檐之下,苏东坡点上了红蜡烛,元稹打着纸灯笼,李白吻着他的月亮;谁都有谁的明灯,谁都有谁的天亮。驱散了黄纸灯的幻影,一股黄烟飘散,随着黄粱美梦上天边去了。眼前一盏明晃晃现代台灯,灯泡微微发烫,灯罩白的发凉。

      花也落上去,笔杆子敲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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